第31章 身份后的迷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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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章 身份后的迷茫

 

清晨六点,阿米尔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中惊醒。他下意识地从床垫下摸出那叠皱巴巴的纸——绿色封皮的居留许可卡露在最上面,边角被反复得发毛。敲门声还在继续,带着某种不耐烦的节奏,他光着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,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。

“谁?”他用生硬的英语喊道,声音里还带着未褪尽的波斯语腔调。

门外传来一个粗哑的男声:“移民局的,开门。”

阿米尔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。他倒退两步,撞在身后的铁皮柜上,发出哐当一声响。柜子上摆着的玻璃罐晃了晃,里面装着他攒下的零钱,硬币碰撞的脆响在这狭小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这样的声音惊醒,过去三年里,每个深夜或凌晨,类似的幻觉总会准时缠上他——有时是边境警察的警笛声,有时是蛇头用枪托砸船板的闷响,而现在,变成了移民局的敲门声。

他深吸一口气,扶着柜子稳住身子。居留许可卡的边缘硌着掌心,塑料封面被体温焐得温热。这是上周刚拿到的,法官敲下法槌的那一刻,法庭里稀稀拉拉的掌声像隔着一层水传到他耳朵里,他甚至没敢抬头看那位帮他打赢官司的律师,只是死死盯着地板上的一道裂缝,和他刚踏上美国海岸时躲进去的那个贫民窟墙角的裂缝一模一样。

“阿米尔?是我,卡洛斯。”门外的声音缓和下来,带着熟悉的西班牙语口音,“忘了昨天说要带你去办社保号吗?”

阿米尔这才想起,昨天那位墨西哥裔朋友离开前特意叮嘱过。他拉开门,晨光顺着门框斜切进来,在卡洛斯的肩膀上投下一片金辉。卡洛斯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夹克,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,里面是刚买的墨西哥卷饼。

“抱歉,我……”阿米尔想说“我忘了”,却发现喉咙发紧。他侧身让卡洛斯进来,目光落在房间角落的行李箱上——那是他从货船上被救时唯一带在身边的东西,此刻还保持着被警察追捕时慌乱塞进杂物的样子,拉链上挂着的半片船板碎屑还没掉。

“看看这是什么。”卡洛斯把一个蓝色的小本子递给他,封面上印着烫金的“社会安全号码”字样。阿米尔接过来,指尖在那行黑色数字上反复划过,像在确认这串符号是否真的能证明“他可以留在这里”。三年前在海上漂着的时候,他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天——拿到合法身份的那一刻,他该跳起来欢呼,该对着大西洋大喊,该把那枚磨得发亮的故乡石头扔进海里,彻底告别过去。

可现在,他只是把小本子放进铁皮柜最底层,和那叠居留许可卡放在一起,然后关上柜门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“怎么了?”卡洛斯咬了一大口卷饼,豆子和芝士的香气弥漫开来,“你看起来不太对劲。打赢官司那天你都没这么蔫,难道是昨晚没睡好?”

阿米尔摇摇头,走到窗边。这里是布鲁克林的一间地下室,窗户正对着一个堆满垃圾的 Alley(小巷),几只鸽子在生锈的垃圾桶上啄食面包屑。三个月前,他还住在十个难民挤在一起的贫民窟阁楼里,老鼠在枕头边跑过是常事。现在有了自己的房间,虽然潮湿,却足够安静,可他总在凌晨三点准时醒来,听着窗外的警笛声分不清是在美国还是在故乡的废墟里。

“我梦到哈桑了。”他突然开口,声音很轻。卡洛斯的咀嚼声顿了顿。哈桑是和他一起偷渡的同乡,在船上发了高烧,临死前攥着阿米尔的手说:“到了美国,记得给我爸妈带句话,说我没给他们丢脸。”可阿米尔连哈桑父母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卡洛斯放下卷饼,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递给他一支。阿米尔摆摆手——他早就戒了,在地下工厂打工时,老板说抽烟会影响布料染色的精度,他就再也没碰过。那时他想,只要能留下来,别说戒烟,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

“你还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吗?”卡洛斯点上烟,烟雾在晨光里扭出细细的线,“拿到绿卡那天,我去时代广场喝了整整一瓶威士忌,以为第二天就能当上老板,结果还不是在屠宰场切了五年牛舌。”他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,“我们这些人啊,总以为‘合法’是把钥匙,能打开所有门。可门后面是什么,从来没人告诉我们。”

阿米尔想起昨天走出法庭时的情景。律师拍着他的肩膀说“恭喜”,难民组织的志愿者递给他一张社区资源清单,上面列着英语学习班和职业介绍所的地址。阳光很好,照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,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他站在那里,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——穿西装的白领举着咖啡杯快步走过,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哼着歌,卖热狗的摊贩大声吆喝。他们都行色匆匆,没人注意到这个穿着二手夹克、皮鞋上还沾着贫民窟泥土的中东男人刚刚获得了“留在这里的权利”。

他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回地下室?可那里不再是“暂时躲避的地方”,而成了“他的住处”。去找工作?以前是因为没有身份,只能在地下工厂忍受老板的打骂,现在拿着居留许可,是不是该找个体面的活计?可他除了会织地毯、会染那些从故乡带来的植物染料,什么都不会。在美国,谁会需要一个会织中东挂毯的男人?

“我去了那个职业介绍所。”阿米尔望着窗外的垃圾桶,鸽子被一阵风吹得扑棱棱飞起,“他们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,我说在地下工厂做过布料染色。他们又问有没有学历证明,我说家乡的学校早就被炸成平地了。最后他们给了我一张传单,上面是快餐店招清洁工的广告,时薪八美元。”

“那也比在地下工厂强。”卡洛斯吐出一口烟,“至少不用怕移民局突然冲进来。”

“可我以前不是为了做清洁工才来美国的。”阿米尔的声音突然拔高,又很快低下去,“在船上的时候,我以为到了这里,就能像电视里那样,有房子,有汽车,能让家乡的人知道我活得很好。可现在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昨晚他对着镜子,第一次仔细看自己——额头上的疤是战争时弹片划的,手上的茧子是织地毯磨的,肩膀上的淤青是被黑帮打的。这副躯体带着太多过去的痕迹,就算换了一张合法的居留卡,也洗不掉那些烙印。

卡洛斯没说话,把剩下的半张卷饼塞进阿米尔手里。饼还带着温度,阿米尔咬了一口,玉米饼的粗糙感混着豆子的绵软滑过喉咙,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做的鹰嘴豆泥,也是这样温热而扎实。那时他坐在故乡的院子里,看父亲编织挂毯,阳光穿过葡萄藤落在地毯的花纹上,像撒了一把碎金。

“我昨天去看了哈桑的妹妹。”卡洛斯突然说,“她上个月刚从难民营过来,在唐人街的餐馆洗盘子。她问起你,说哈桑总提起你,说你是个勇敢的人。”

阿米尔的手顿住了。他想起哈桑在船上咳得撕心裂肺,却还把最后半瓶水推给他;想起哈桑说“到了美国,我们开个地毯店,就叫‘哈桑和阿米尔’”;想起自己看着哈桑的身体被扔进海里时,连哭的力气都没有,只能死死咬住嘴唇,血腥味混着海水的咸味灌满口腔。

“她还活着。”阿米尔喃喃道,眼眶突然热了。这三年来,他不敢打听任何同乡的消息,怕听到的全是死亡和失踪。他总觉得自己能活下来是偷来的幸运,每多呼吸一口美国的空气,就多一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。

“她还带了块你妈妈织的挂毯碎片。”卡洛斯从包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,“说你肯定认识上面的花纹。”

阿米尔打开布包,一块巴掌大的羊毛织物露了出来,上面是故乡特有的“生命之树”图案,蓝色的藤蔓缠绕着红色的果实,针脚细密得像母亲的头发。他的手指抚过那些己经有些褪色的线头,突然想起母亲教他织第一针时说的话:“每根线都有自己的方向,但只有缠在一起,才能变成地毯。”

窗外的风停了,鸽子又落回垃圾桶上。阿米尔把那块挂毯碎片放进贴身的口袋里,胸口能感受到羊毛的粗糙和温度。他站起身,走到铁皮柜前,重新打开柜门,拿出那张快餐店的招工传单。

“八美元一小时。”他看着传单上的字,突然笑了,“至少能买得起面包,能去看哈桑的妹妹,能……慢慢攒钱。”

卡洛斯掐灭烟头,站起身:“社保号办下来,就能开银行账户了。下午我带你去,顺便去唐人街看看她?”

阿米尔点点头,把剩下的卷饼吃完。阳光慢慢爬进房间,落在地板上的裂缝里,像一条细细的金线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不知道清洁工的工作能做多久,不知道那块挂毯碎片能不能拼凑出完整的过去。但此刻,口袋里的羊毛织物贴着胸口,手里的传单还带着油墨的味道,门外的朋友正等着带他去办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。

也许“美国梦”从来不是有房子有汽车,而是能像现在这样——有资格站在阳光下,有勇气想起过去,有机会慢慢走向未来。阿米尔深吸一口气,拉开房门,跟着卡洛斯走进那条布满垃圾却也洒满晨光的小巷。远处的警笛声又响了起来,但这一次,他没有下意识地想躲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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