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阿米尔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中惊醒。他下意识地从床垫下摸出那叠皱巴巴的纸——绿色封皮的居留许可卡露在最上面，边角被反复得发毛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带着某种不耐烦的节奏，他光着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。
“谁？”他用生硬的英语喊道，声音里还带着未褪尽的波斯语腔调。
门外传来一个粗哑的男声：“移民局的，开门。”
阿米尔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。他倒退两步，撞在身后的铁皮柜上，发出哐当一声响。柜子上摆着的玻璃罐晃了晃，里面装着他攒下的零钱，硬币碰撞的脆响在这狭小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这样的声音惊醒，过去三年里，每个深夜或凌晨，类似的幻觉总会准时缠上他——有时是边境警察的警笛声，有时是蛇头用枪托砸船板的闷响，而现在，变成了移民局的敲门声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扶着柜子稳住身子。居留许可卡的边缘硌着掌心，塑料封面被体温焐得温热。这是上周刚拿到的，法官敲下法槌的那一刻，法庭里稀稀拉拉的掌声像隔着一层水传到他耳朵里，他甚至没敢抬头看那位帮他打赢官司的律师，只是死死盯着地板上的一道裂缝，和他刚踏上美国海岸时躲进去的那个贫民窟墙角的裂缝一模一样。
“阿米尔？是我，卡洛斯。”门外的声音缓和下来，带着熟悉的西班牙语口音，“忘了昨天说要带你去办社保号吗？”
阿米尔这才想起，昨天那位墨西哥裔朋友离开前特意叮嘱过。他拉开门，晨光顺着门框斜切进来，在卡洛斯的肩膀上投下一片金辉。卡洛斯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夹克，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，里面是刚买的墨西哥卷饼。
“抱歉，我……”阿米尔想说“我忘了”，却发现喉咙发紧。他侧身让卡洛斯进来，目光落在房间角落的行李箱上——那是他从货船上被救时唯一带在身边的东西，此刻还保持着被警察追捕时慌乱塞进杂物的样子，拉链上挂着的半片船板碎屑还没掉。
“看看这是什么。”卡洛斯把一个蓝色的小本子递给他，封面上印着烫金的“社会安全号码”字样。阿米尔接过来，指尖在那行黑色数字上反复划过，像在确认这串符号是否真的能证明“他可以留在这里”。三年前在海上漂着的时候，他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天——拿到合法身份的那一刻，他该跳起来欢呼，该对着大西洋大喊，该把那枚磨得发亮的故乡石头扔进海里，彻底告别过去。
可现在，他只是把小本子放进铁皮柜最底层，和那叠居留许可卡放在一起，然后关上柜门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“怎么了？”卡洛斯咬了一大口卷饼，豆子和芝士的香气弥漫开来，“你看起来不太对劲。打赢官司那天你都没这么蔫，难道是昨晚没睡好？”
阿米尔摇摇头，走到窗边。这里是布鲁克林的一间地下室，窗户正对着一个堆满垃圾的 Alley（小巷），几只鸽子在生锈的垃圾桶上啄食面包屑。三个月前，他还住在十个难民挤在一起的贫民窟阁楼里，老鼠在枕头边跑过是常事。现在有了自己的房间，虽然潮湿，却足够安静，可他总在凌晨三点准时醒来，听着窗外的警笛声分不清是在美国还是在故乡的废墟里。
“我梦到哈桑了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。卡洛斯的咀嚼声顿了顿。哈桑是和他一起偷渡的同乡，在船上发了高烧，临死前攥着阿米尔的手说：“到了美国，记得给我爸妈带句话，说我没给他们丢脸。”可阿米尔连哈桑父母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。
“我知道。”卡洛斯放下卷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递给他一支。阿米尔摆摆手——他早就戒了，在地下工厂打工时，老板说抽烟会影响布料染色的精度，他就再也没碰过。那时他想，只要能留下来，别说戒烟，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
“你还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吗？”卡洛斯点上烟，烟雾在晨光里扭出细细的线，“拿到绿卡那天，我去时代广场喝了整整一瓶威士忌，以为第二天就能当上老板，结果还不是在屠宰场切了五年牛舌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“我们这些人啊，总以为‘合法’是把钥匙，能打开所有门。可门后面是什么，从来没人告诉我们。”
阿米尔想起昨天走出法庭时的情景。律师拍着他的肩膀说“恭喜”，难民组织的志愿者递给他一张社区资源清单，上面列着英语学习班和职业介绍所的地址。阳光很好，照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——穿西装的白领举着咖啡杯快步走过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哼着歌，卖热狗的摊贩大声吆喝。他们都行色匆匆，没人注意到这个穿着二手夹克、皮鞋上还沾着贫民窟泥土的中东男人刚刚获得了“留在这里的权利”。
他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回地下室？可那里不再是“暂时躲避的地方”，而成了“他的住处”。去找工作？以前是因为没有身份，只能在地下工厂忍受老板的打骂，现在拿着居留许可，是不是该找个体面的活计？可他除了会织地毯、会染那些从故乡带来的植物染料，什么都不会。在美国，谁会需要一个会织中东挂毯的男人？
“我去了那个职业介绍所。”阿米尔望着窗外的垃圾桶，鸽子被一阵风吹得扑棱棱飞起，“他们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，我说在地下工厂做过布料染色。他们又问有没有学历证明，我说家乡的学校早就被炸成平地了。最后他们给了我一张传单，上面是快餐店招清洁工的广告，时薪八美元。”
“那也比在地下工厂强。”卡洛斯吐出一口烟，“至少不用怕移民局突然冲进来。”
“可我以前不是为了做清洁工才来美国的。”阿米尔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又很快低下去，“在船上的时候，我以为到了这里，就能像电视里那样，有房子，有汽车，能让家乡的人知道我活得很好。可现在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昨晚他对着镜子，第一次仔细看自己——额头上的疤是战争时弹片划的，手上的茧子是织地毯磨的，肩膀上的淤青是被黑帮打的。这副躯体带着太多过去的痕迹，就算换了一张合法的居留卡，也洗不掉那些烙印。
卡洛斯没说话，把剩下的半张卷饼塞进阿米尔手里。饼还带着温度，阿米尔咬了一口，玉米饼的粗糙感混着豆子的绵软滑过喉咙，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做的鹰嘴豆泥，也是这样温热而扎实。那时他坐在故乡的院子里，看父亲编织挂毯，阳光穿过葡萄藤落在地毯的花纹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金。
“我昨天去看了哈桑的妹妹。”卡洛斯突然说，“她上个月刚从难民营过来，在唐人街的餐馆洗盘子。她问起你，说哈桑总提起你，说你是个勇敢的人。”
阿米尔的手顿住了。他想起哈桑在船上咳得撕心裂肺，却还把最后半瓶水推给他；想起哈桑说“到了美国，我们开个地毯店，就叫‘哈桑和阿米尔’”；想起自己看着哈桑的身体被扔进海里时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混着海水的咸味灌满口腔。
“她还活着。”阿米尔喃喃道，眼眶突然热了。这三年来，他不敢打听任何同乡的消息，怕听到的全是死亡和失踪。他总觉得自己能活下来是偷来的幸运，每多呼吸一口美国的空气，就多一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。
“她还带了块你妈妈织的挂毯碎片。”卡洛斯从包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，“说你肯定认识上面的花纹。”
阿米尔打开布包，一块巴掌大的羊毛织物露了出来，上面是故乡特有的“生命之树”图案，蓝色的藤蔓缠绕着红色的果实，针脚细密得像母亲的头发。他的手指抚过那些己经有些褪色的线头，突然想起母亲教他织第一针时说的话：“每根线都有自己的方向，但只有缠在一起，才能变成地毯。”
窗外的风停了，鸽子又落回垃圾桶上。阿米尔把那块挂毯碎片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胸口能感受到羊毛的粗糙和温度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铁皮柜前，重新打开柜门，拿出那张快餐店的招工传单。
“八美元一小时。”他看着传单上的字，突然笑了，“至少能买得起面包，能去看哈桑的妹妹，能……慢慢攒钱。”
卡洛斯掐灭烟头，站起身：“社保号办下来，就能开银行账户了。下午我带你去，顺便去唐人街看看她？”
阿米尔点点头，把剩下的卷饼吃完。阳光慢慢爬进房间，落在地板上的裂缝里，像一条细细的金线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不知道清洁工的工作能做多久，不知道那块挂毯碎片能不能拼凑出完整的过去。但此刻，口袋里的羊毛织物贴着胸口，手里的传单还带着油墨的味道，门外的朋友正等着带他去办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。
也许“美国梦”从来不是有房子有汽车，而是能像现在这样——有资格站在阳光下，有勇气想起过去，有机会慢慢走向未来。阿米尔深吸一口气，拉开房门，跟着卡洛斯走进那条布满垃圾却也洒满晨光的小巷。远处的警笛声又响了起来，但这一次，他没有下意识地想躲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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